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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话三

2007-11-14 来源: 浏览次数:2525次

两汉——书法的自觉追求萌芽时期

西汉和东汉两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汉字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秦代灭亡后,秦小篆更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强有力支持,很快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可能使用规整严谨的小篆。由于人们即使在使用小篆时,也不必要有李斯那种诚惶诚恐、虔诚恭谨的心态,在书写时可以放开手脚,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秦小篆的禁锢,增强了书写的自由性,加之汉代是一个恢宏八极、气势雄大的帝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够广取博纳,文字使用以隶书为主,但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篆书反而有了新发展。

在经历了秦篆的严谨、整饬之后,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时期,于文化、经济上均有显著的突破。在书法艺术上,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除篆之外,真、草、隶三体,基本形成期都在汉代。而且书法开始由实用艺术上升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出现了艺术家们自觉追求书法美的萌芽。此期各类书体争奇斗艳、绚烂夺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隶书。它是汉代最成熟、最发达的字体。中国的字体从秦代到两汉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中国的书法艺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简书法中我们可以窥见到中国书体演变的历史痕迹,由于实际应用的关系,汉简字体的演变剧烈,书体的风格多样,成为中国文字和书法史上的一大枢纽,并充分显示了「古隶」书法形象的真面目。汉代是书法艺术进入高度自觉创造和高度个性化的时代,文字书写笔划的符号化破坏了象形字的原始风貌,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在书法史上跨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此后,作为一门艺术的书法便有了自身的艺术内容,即基本上不再受客观事物外在形象的束缚,而运用书法所特有的线条结构来对客观事物事物之美和书者主观的情绪作一种特殊的艺术概括。

汉代是一个艺术恢宏的时代。汉代的艺术特点是宽博,厚重,质朴。这是其它时代所无法超越的。所以后世在文艺创作方面极力提倡秦汉精神、汉魏风骨之类的审美格调。齐白石曾说:“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越千古。”秦汉艺术的核心是创造性,质朴自然之美是汉代艺术的特点,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这质朴自然之美不但在汉代宏篇巨制的碑刻中表现着,而且在残石断简中也寓存着,并且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彩。

汉代士民习书的风气极盛,善书者通过考课选拔即能谋得各级官署的文吏之职。这类专职担任文书管理和记录缮写的令史、书佐之数量庞大得惊人。中央政府且不说,地方上郡太守和王国之相都有主记室史,其职主录记书、催期会。直属和下设诸曹都有书佐,干主文书。县、邑、道之令长下属也有令史、书佐。如河南尹有书佐50人;雒阳令有斗食、令史50人,书佐90人。[见(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百官》]乙瑛、韩敕、史晨先后为鲁相,他们所立碑,其书者当是从属下众多的令史、书佐中挑选出的最优秀者,故曲阜孔庙中《乙瑛》、《韩敕》、《史晨》三碑的书法为汉碑中之佼佼者,而《韩敕》又在二碑之上。

隶书经过东西两汉近四百年的漫长孕育、发展过程,至东汉晚期趋于全面成熟。由此,汉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隶变的终结。汉碑作为汉隶最高的进化形式,它在东汉晚期产生,是基于两种文化规定:一、儒学的文化选择。在书体方面,汉承秦制,但这主要表现在对秦隶的承袭方面,小篆在汉代则完全失去官方正体地位,两汉在玺印领域偏居一隅。由此,从西汉到东汉中期:百年间,汉代竟没有一种官方标准书体。汉代新莽时期制定的六种通行书体,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其中“古文”,仅限于释读先秦儒家经典,篆书,缪篆则只适应于玺印碑刻,鸟虫书作为工艺化装饰性书体用途更为狭窄。佐书即隶书在汉代已获得通行书体的地位,在官方与民间被普遍运用,但在东汉末之前,隶书始终没有被官方认作标准正体。这种文字状况与汉代崇尚儒学的整体文化氛围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寻求和推动标准正体字的产生,便是汉代文字政策所倾力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东汉中后期,随着隶书隶化程度的提高,隶书开始被官方所重视,至东汉中后期,由于石刻制度的建立而促使汉隶在桓、灵两帝四十多年里(146-189)迅速臻于全面成熟,从而获得官方正体地位。二、隶变这一书体变革的本体规定。在书史上,隶变的重意大,首先在于它消除汉字象形意味而使汉字成为纯粹抽象表意符号的努力。同时,在艺术方面,它打破了汉字空间结构的僵滞态势,这突出表现在书法线条的时空运动特征方面。空间结构的降解使笔画从对空间结构的绝对服从中解脱出来,而获得独立意义,也就是说,点画自身的意味已不仅仅拘囿于空间结构本身,而是由空间走向时间。由此,线条的独立,抽象和时空运动特征构成隶书有别于篆书的重要审美特质。书体的自由度被解放,使得汉隶在实用和审美二个领域获得双重价值认同,从而推动了隶书正体的产生。正是这两种文化规定使汉碑在东汉晚期走向定型化,并成为庙堂正体。汉隶的这种尊崇的文化地位,历经魏晋南北朝近五个世纪而不衰,直至初唐才遭到彻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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