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先生和他的治学
徐沛君
1980 年5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前身）筹备组，决定由朱丹任组长，蔡若虹、李可染、
叶浅予、黄胄等任副组长。这一年，朱丹64 岁，已过花甲之年。
按常理，到了这个岁数，朱丹完全可以颐养天年，或利用有限的时间著述和创作，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让他根
本无暇顾及个人的治学。1976 年秋，“四人帮”倒台，60 岁的朱丹刚获得解放，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1977 年，
朱丹任中央美院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美院工作；1978 年8 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恢复）筹备组成立，朱丹任副组长；
1979 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画研究院刚有雏形，他却受命去筹备中国书法家协会。由于这一
连串的“筹备”经历，朱丹获得一个绰号——“朱筹备”。这个绰号里包含着复杂的内容：其一，朱丹是许多重要
美术机构的奠基人，大家对他很尊敬；其二，朱丹往往是搭好“戏台”后就悄然退出，由别人“唱戏”，朋友们为
他鸣不平。但朱丹不抱怨命运的不公，在工作中也不与组织讨价还价。他这种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大约从少年时
代就养成了。
朱丹原名朱家騟，1916 年5 月29 日出生于江苏徐州。他的祖父朱星斋早先从浙江湖州来徐州投奔晚清名幕孙利
宾做事，清末曾署理砀山县，任沛县知县。后弃官从商，并热心公益事业，1924 年，以校董身份资助画家王继述等成
立徐州艺专。朱丹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书画。父亲朱成略是位银行家，20 世纪40 年代曾任中央银行徐州分行行长。
幼时，朱丹与兄弟们一起在家中念私塾。后兴新学，习英语。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朱丹也受到新文化运动
的熏染和洗礼。“九·一八”事变后，得知南京学生组织救亡运动，便联系家中兄弟及同学乘车去南京参加请愿活动。
1935 年，19 岁的朱丹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在经济系读书。他本想学好知识以报效国家，但亡国的阴影日益逼近，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末，“一二·九”运动爆发。1936 年，由天津南开大学地
下党负责人沙兆豫介绍，朱丹秘密加入中共，成为天津市学联代表，在南开参与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
织进步文艺社团“铁流文艺社”和“天津漫画协会”。
1937 年，朱丹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校方开除。后转到中央大学艺术系，受教于徐悲鸿。在校期间，
他成为中央大学和南京市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成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学校停课。朱丹回到家乡徐州，带其兄弟朱家騻、朱家聪奔赴西北抗日前线。朱丹因有组织
关系，先是参加李公朴办的“全民通讯社”到山西当战地记者，主办《战地新闻》和“抗战漫画巡回展”；年底，
来到重庆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领导。
1938 年，由周恩来、凯丰介绍，朱丹从重庆去延安，在王明负责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任科长。1940 年延
安成立西北文艺工作团，24 岁的朱丹被任命为副团长。“工作团”下设研究组、美术组、音乐组、戏剧组等，人员
近百人。石鲁任美术组组长。1942 年1 月，朱丹与华君武、蔡若虹、古元、张仃、王式廓、米谷等参加边区美协
举办“反侵略画展”。后来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5 月12 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年12 月，26 岁的朱丹与云
南来延安鲁艺文学院文学系女学员李纳相识。1944 年7 月1 日，朱丹和李纳结为终身伴侣，萧军主持婚礼。
1945 年8 月，抗战胜利。延安文艺工作者奔赴各解放区开展工作，鲁艺迁离延安，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
北文艺工作团。东北文艺工作团主要成员包括朱丹、王曼硕、张仃、沃查、古元、华君武、刘迅等。10 月，朱丹到
沈阳，分配到东北画报社工作。11 月，《东北画报》创刊号出版。
1946 年，2 月，朱丹任东北文委局常委、东北画报社社长，张仃为总编辑。《东北画报》团结、培养了一大批
文艺骨干，他们后来成为建国后不同岗位的栋梁。东北画报社还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每到一地就举行“解放区木刻
摄影展览会”，召开美术座谈会。还出版连环画、年画及《木刻选集》。朱丹以未冉、渥然、天马等笔名在画报上
发表诗歌、评论文章和大量漫画作品。1948 年5 月，光华书店出版了朱丹的诗集《诅咒之歌》（署名笔名“未冉”；
由张仃作序，署名“芳山”）。这是1946 年至1948 年间，作者从自己数百首诗中挑选结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1949 年5 月，朱丹作为东北文化艺术界代表去北平参加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文化会议，筹建人民美术出版社、
人民画报社以及新闻摄影局。7 月2 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朱丹当选全国文联委员。7
月21 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当选全国美协常务理事。
1950 年，3 月25 日，新闻摄影局正式成立，朱丹任秘书长。7 月，《人民画报》创刊出版，朱丹任总编辑。9 月，
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朱丹任副社长、总编辑。
1953 年5 月，朱丹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20 多篇诗歌和访问日记，阐述了艺术观点。
1955 年1 月，朱丹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局长为田汉。此后，他在《美术》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就美术的普及与提高、传统遗产的继承与发展等阐述了意见。1956 年6 月1 日，国务会议通过决议，在北京设立
中国画院（1965 年更名为北京画院），由文化部直接领导，朱丹作为艺术局负责人，参与画院的组建工作。
1958 年2 月，朱丹调到文化部民族美术研究所，任研究员。1959 年下半年，民族美术研究所由中央美术学院代管，
朱丹任研究员，曾为十余位艺术家撰写评论文章。1961 年4 月，民族美术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美术研究所，朱丹任所长。
朱丹 草书手札
同年，他开始制定招收培养研究生的10 年计划和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准备工作。1964 年，朱丹招收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第一位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朱伯雄，朱丹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早招收艺术类研究生的导师。
1966 年，“文革”爆发，朱丹受到冲击，多年来搜集的珍贵资料被掠走或损毁。1969 年，53 岁的朱丹投入到
书法研习上。朱丹喜欢魏碑和章草，尝试把魏碑的质实厚重融入到章草里，并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
1974 年，中国美术研究所复归文化部管理。1975 年，美术研究所与另外两个研究所合并，称文化部文学艺术
研究所工作。朱丹与蔡若虹、华君武回所工作。但在“文革”云谲波诡的政治运动中，学者们如惊弓之鸟，怎么可
能完全沉潜于学术研究中？直到“文革”结束后，朱丹才焕发出新的活力，于是出现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段往事。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朱丹是一位文艺战线的领导干部，是一位美术活动的卓越组织者。他学术建树被有意无意
地忽略了。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学养的学者。兹列举数例说明。
1962 年，为纪念齐白石逝世五周年，朱丹撰写了《画外随笔》，记叙了北京解放初期，请齐白石为《人民画报》
封面画鸽子（寓意“保卫和平”）的一段史料。文中还记录下齐白石为毛泽东治印、赠画、并构思对联的过程。该文文
笔流畅，夹叙夹议，对人物心理分析非常深入，被美术界公认是研究齐白石晚年艺术生涯的一份最生动、最重要的文献。
1963 年10 月，“徐悲鸿逝世10 周年纪念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朱丹专门撰写了长文《徐悲鸿的思想和艺术》。
文章脉络清晰，文风简洁，见解独到，堪称经典。譬如，文中这样分析徐悲鸿的艺术观：
徐悲鸿是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他始终看重艺术的社会功用；虽然当时他对于艺术的作用和理解，也还限于
所谓“成教化，助人伦”一类的传统说法，和仅止希望通过艺术的发展来提高国家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不可能
认识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艺术看作脱离现实的点缀品，这是和那些主张艺术至上的人根本不同
的。特别是他漫游欧洲以后，开阔了眼界和胸襟，他看到那些古代艺术大师的原作，受到欧洲古典美术中现实主义
传统的熏陶，后来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写着：“盖艺术乃民族生活之现象，思想之表征。”说明他对艺术的看法是
有所发展的。
文中，朱丹还客观地指出了徐悲鸿早期的历史画《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徯我后》的成就和不足：
徐悲鸿的作品以主题的积极性，技巧的扎深厚实，以及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企图为大场面的油画人物画争取更
广泛的道路；虽然这些画都是他早期的作品，艺术上还未达到成熟，主题思想上和对历史人物理解上的缺陷也很明显；
但是他毕竟用自己的创作为油画这支特殊的武器，扩大了战斗的领域，并在油画的民族化方面，提供了可贵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朱丹在此明确提出了“油画民族化”的概念。论述徐悲鸿早期与后期创作面貌、创作思想的变
化，朱丹的看法亦客观公允。他写道：
当徐悲鸿远渡重洋，又回到祖国的时候，他的思想面貌已经和以前不同了，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大大地跨进了一
步……在他的一些直接描写劳动人民形象的绘画如《洗衣》、《荷篑巴妇》、《巴人汲水》等作品上面，这种情形是
容易看到的。假如说，徐悲鸿前期的一些作品多半取材于历史寓言，那么后期的作品则多半取材于现实生活；……这
难道不是很大变化吗？同时，从许多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到作者的造型技巧也有所提高，逐渐不借助模特儿和素描积
稿，以及在摆脱学院派影响方面所作的努力。由于对人物直接观察、描写的结果，在以上所列举的作品中，所刻画的
人物尽管也还不能说是已经深刻地揭示他们的精神面貌，但在形象性和真实感方面，可以说都已经超过了以前的水平。
1963 年年底，朱丹撰写了《谈中国画的传统》一文。在简要梳理了中国绘画的演进历程后，朱丹指出了中国
画的几个重要特征，分别是“传神”、“讲究意境、富于诗意”以及“注重笔墨”。朱丹又对上述几个特征依次展
开阐述。他认为，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和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基本含义是一致的。中国画传神理论之
提出，是针对人物画的，但实际上并不限于人物画。这两个概念不仅促进了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也对中国古典美
学做出卓越贡献。论及意境，朱丹指出，不同的作品虽然其意境迥乎不同，而各有千秋，但画家眼中的可视形象与
胸中的韵致以及自己的抱负，在搜集素材时已经初步交融，等到进行创作时，汇为一体。显然，朱丹这里从创作者
主客观交融的角度论述了意境的生发。论及笔墨，朱丹认为中国画笔墨的特点是“以最少最精炼的有机多变而又蕴
蓄色彩明暗法的特殊线条和笔触来表现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朱丹还指出，“唐宋以降，书法与绘画结合得难解难
分，极大地促进、丰富和提高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书法给中国画的笔墨提出了严格的、高度的要求，但也
同时丰富了笔墨的表现力，从而提高了中国画的艺术感染力。”他认为不能一口否定文人画，因为文人画的出现“将
中国画艺术成分提高，脱离俗语所谓的‘匠气’，亦即求形似琐及毛发，如齐白石所说的‘太似为媚俗’”。
朱丹还撰写了一些关于苏联艺术、艺术家的文章，记录了中苏（俄）美术交流的史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
值。譬如《在阿·格拉西莫夫的画室里》一文中，朱丹客观地记载了苏联艺术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以及格拉
西莫夫对于“集体创作”方式的意见。他写的《雕塑艺术语言怎样刻画人的内心世界》一文，主要介绍了苏联艺术
家如何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记莫斯科画家座谈会》一文还谈及苏联艺术家对于中国艺术的认识，譬
如苏联人赞扬中国年画和古典绘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简洁的笔墨。画出最复杂的情节和意境；使观者的视
官和想象紧密地结合起来，超过直觉的阶段，巧妙地唤起他们内心的共鸣，我想这也许就是东方艺术的特色，同时
也可以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朱丹为一些艺术家包括王式廓、王雪涛、刘焕章等所办展览或画册文献撰写的前言，夹叙夹议，既客观描述了
艺术家和作品，也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刻地分析，毫无虚夸之辞。譬如，在《刘焕章治印钮》一文中，朱丹不
仅分析了刘焕章印钮的艺术特色，还阐述了印钮与篆刻艺术的关系，以及印钮作为一种小型雕刻艺术的创作规律。
他写这一类文章，文笔轻松，深入浅出。他在漫画与书法上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在此不赘述。
1984 年5 月，朱丹出席由文化部和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王森然教授逝世纪念大会，并向大会提交论
文《森然教授在绘画艺术上的杰出贡献》。这篇论文，全面阐述了王森然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面貌，也对时代做出反思。
1988 年4 月5 日，朱丹在京逝世，享年72 岁，文艺界为之扼腕。一些老先生讲，朱丹不说假话，也没整过人。
即便在“非常年代”饱受迫害，朱丹也始终不改做人做事风格。作家冯牧认为朱丹“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不趋炎，
不苟同”，赞扬他“胸襟坦荡得又如霁月光风”。这样的品格，过去稀有，今天亦不多见。
朱丹主要著述
《朱丹诗文选》，作家出版社1990 年5 月版。
《在造型中怎样塑造英雄人物——记苏联雕塑家托木斯基院士的谈话》，载于《美术》1954 年第2 期
《沿着繁荣国画创作的道路前进》，载于《美术》1956 年第5 期。
（原文载于《美术观察》2014 年第7 期）